面粉厂每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十。美国控制的上海电力公司的规模扩展了百分之十，设备添置费达200万美元。公共租界内出现了400个小型企业，而大部分都来自日占区，制造业、化工产品、药用油、玻璃器皿、灯泡、手电、电扇、糖果，以及香烟等等由于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只能依赖进口，故海运业和保险业也得以发展。
移民（包括为逃避欧洲迫害的犹太难民）需求之增长所带来的刺激是造成这种繁荣的主要原因。另一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则来自于经日占区交通线而与内地“自由中国”的贸易。
1940年年初，这类贸易额估计高达12亿美元，日本军官们则依靠受贿而发了横财，他们极易接受中国商人的贿赂（现在阿廖沙的商会和蒲素的商行也加入了进去）。
出口贸易也得以改善，主要是因为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包揽了大量的海运业务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菜油、40的猪肠、25的鸡蛋产品，以及上海市场上所有可用的皮革制品，以在饮食、衣服和鞋子等方面支持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人维持了一个流亡的上海市政府。。尽管如此，当于11月11日一从上海撤退，日本当局就提议由若干名人——杜老板、虞老板等，接管城市的行政管理，然而，这些对象不是离沪前赴香港，就是表示异议，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天主教神甫陆伯鸿在南市有轨电车、电力公司以及闸北自来水厂拥有大量投资，他同意组织一个“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但是拒绝岀任市长。
因此，当1938年1月华北的傀儡政权并人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临时政府，华南则于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
伪政权宣称，它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政府，消灭，避免东亚“赤化，巩固中日和平合作，使难民重返家园，成立保安组织以清除盗贼和进行“清乡”，救济失业者，借助外国资本和“友邦”，促进工农业生产，协助现有的工业和金融机构增产、发展，使国家富裕起来，将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与国际科学知识相结合。彻底改革教育，废除此前导致民众沉重负担的苛捐杂税，坚决支持和鼓励人才的充分使用、对政府的自由批评，以及严格限制下层官吏的与专政。
外国观察家们觉察到，1938年6月间，上海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子。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6月10日，发生了袭击通敌分子的七个恐怖事件中的第一件。一个名叫尤菊茹的棉花经纪人受伤，他是日本人赞助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成员，其俄罗斯保镖则被杀。
翌日，维新政府的一名小官遇刺受伤。6月18日，伪政府的土地委员任保安在中国通敌分子与日本朋友的一次舞会h上被杀。六天以后，一名男子被杀于律师事务所，而尤菊亦的四个朋友则在一家旅馆客房内遭到枪击，第二天，亦属上海市民协会成员的粮商顾警一被杀身亡。
6月29日，刺客们伪装成乞丐，暗杀了伪政府船舶检查处处长尚德明。
对于这一恐怖活动浪潮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纷争，他们都想获取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人们推测，这些伪装的爱国事件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另一些人认为，这是被船舶检査员征收重税而激怒的米商或船夫的报复性谋杀。
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岀于爱国的动机，大部分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是狂热地忠于蒋介石的一个式会社，专致力于铲除“汉奸”。
当然，蓝衣社只是包括复兴社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的一部分，其“”性质不断受到质疑。最初的蓝衣社创立于1932年。作为力行社的一个外围组织，它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狂热支持“领袖”蒋介石的右翼团体。
1934年以前，他们在华北的游击活动（包括对通敌分子张敬尧的戏剧性暗杀）使得日本军方认为，蓝衣社是“华北及满洲国展开全面抗日活动的幕后策划者”。他们确实还被认为是华中地区反日恐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故在1935年的何梅协定上日本人有不止一条的理由要求解散蓝衣社。
国民政府对于协定的遵奉是有限度的。正如事后陈立夫所言:“虽然常凯申下令解散（复兴社），但其解散只是表面上的。在上海，社会局局长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委吴醒亚组织t三个团体，在前蓝衣社成员的管理下，继续完成复兴社的工作由大学生组成的青年力社、中学生组成的中锋社，以及由独立青年组成的上海市互助社。
然而，1936年8月4日吴醒亚去世后，三个组织就不再积极活动了。
尽管如此，1937至1938年期间，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组织都将反日恐怖活动归在声名狼藉的蓝衣社的名下，以为其领导者是前警察局长蔡劲军，他的伪装身分是励志社上海分社的首脑，秘密总部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与萨坡赛路交汇处的巴黎公寓内。
1937年上海之战结束以后，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