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工部局警务处迅速地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但是日本及上海的亲日报纸却决定利用这一案件再次打击公共租界当局。
1939年4月12日，就在彭福林死亡的那天早晨，《大陆新报》的头版文章呼吁为席时泰默哀祈祷一分钟。并谴责工部局宽容重庆的恐怖分子，滥用治外法权。
报纸上声称“只要在上海发现重庆政府的特工，此事本身就成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新的伪政权与中国人民正与日本充分合作，以重建中国。没有理由允许阻碍这项伟大的重建工作的力量存在。考虑到军事行动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维持，应该借助于明确的和最后的揩施。”
为了敦促日本军事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对付这种形势”，《大陆新报》的编者还指责上海工部局“伪善”，这一说法得到通敌的《新申报》的响应。《新申报》注意到席时泰暗杀案是樊克令2月25日照会发布以来第一个严重事件，它挑剔租界当局拙劣的警察工作，并将反复岀现的反日恐怖活动，归咎于工部局软弱和半心半意的措施。
报道上用的措辞是“换言之，他们并未真心实意地接受日本当局关于严厉镇压国民党秘密机关之活动的要求”。
伪市长傅小庵也对工部局的“诚意”表示了怀疑。因为工部局迄今仍坚持要求通讯稿决不再谈及“遭枪击的维新政府的一个成员”，只当是一个普通袭击事件。
傅氏接着坚决要求工部局，允许中国的“正规警察”在公共租界内搜捕破坏和刺杀分子。虽然工部局不大理会“傅市长”的要求，但是总董樊克令却无法拒绝4月16日日本总领事三浦对其办公室的造访。
三浦对席时泰医生的被暗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在日后严格履行日方与工部局之间关于防止租界内恐怖活动所达成的谅解。三天之后，即1939年4月19日，工部局警务处押送着赵志祥，越过苏州河上的边界，来到日本宪兵队总部。
当天下午4点钟，作为“诚意”的表示，工部局的警探们将赵志祥交给了日本宪兵这位前裁缝店学徒便落人了敌人的虎口，从此再未露面。
5月份，恐怖活动减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关于悬挂中国国旗之争端的进一步考验。为了取悦于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发布命令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在一年中悬挂的日子不得超过8天。
然而，爱国的店主们却试图在每个爱国场合展示国旗，而全然不顾穿着中式服装的日本特工的暗杀威胁，以及中国通敌流氓的阻挠。
几家伪报纸激烈地抱怨人们在3月27日——七十二革命烈士牺牲的周年纪念日里悬挂国旗，并指责租界当局未能严厉地强制执行禁令。
伪市长傅小庵指控国民党在租界内利用新近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以这种方式鼓动民众，他声称“靑天白日旗标志了中国的苏维埃化，并且也有排外之意。”
此话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国民党的党歌中即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之语。这难道不足以表明此旗具有强烈的排外含义？西方租界当局肯定意识到这一切，因此，最好还是不准悬挂此旗。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国国旗挂遍租界上空，同时，很多中文报纸严厉地抨击了日本总领事要求工部局禁止挂旗一事。
而亲伪的《新申报》则攻击工部局，抱怨道:“工部局只委任华籍和西籍警察，而非日籍警察在5月1日上街巡逻。这充分证明工部局缺乏诚意，无视日本当局的要求。”
它并警告道:“假如反日分子积极活动，日本当局将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嗣后，1939年5月10日，法国总领事以其法租界首脑和工部局总董的身份，会见了各方警察首领。美、英总领事都应邀出席，这次他们都达成了一条共识
”国民党持续的秘密而积极的活动，应对此间发生的大部分恐怖事件、政治骚乱和反日宣传负直接责任。当地的国民党不仅应该对诸如“(上海人民)动员会“这类组织负主要责任，还被认为与诸如“中国青年铁血救国团”这样的恐怖会社有联系。”